延续

外公去世已经一周年了。曾经以为,人的死虽是一瞬间,但能记一辈子。

直到后来,才意识到“音容宛在”之类的话,都只是讲给活人听的说辞——离去的人,在记忆里是会被淡化的,即便是最亲近的人。这是生物学规律,是人类逃脱不得的。

葬礼上,一群群未曾谋面的“亲戚朋友”们,不一样的脸带着同样的眼神,死气沉沉地绕着棺材走个过场,吃顿饭,然后各自奔往不同的车站。葬礼办得很隆重,舅舅折纸折了四天四夜。我想若是外公有机会交代后事,这些或许不会发生。

那时候的外公躺在灵柩里,脸上挂着安详的微笑,那种神秘的微笑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虽知这微笑许是殡仪馆人造的,亲戚们都称这是祥兆,我却越看越难过。

“人死后我们做的事儿,都是做给活人看的。仅此而已,毫无意义。”父亲叹息。

我对外公的所有记忆似乎都是片段式、场景式的。零零碎碎,像草地上随意散落的枫叶,每当被旋风卷起,都会随机地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看似统一,却是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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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记得我幼儿园的时候,某天晚上,外公弓着背,轻轻地向前推一辆破旧不堪的永久自行车,目的地似乎是508路车站。我坐在后头,铁质的书包架卡得屁股生疼。我指着街沿边的商铺,问:为什么这些商铺的入口都是下沉式的?面对这类问题,外公总能给出一番科学的解释。

小时候,我尤其敬重外公,敬重中甚至带有一丝出于未知的恐惧。母亲一直说,外公是知识分子、理科天才,文革时险些被批斗,后来靠着“智慧”避开风头。外公为了留在上海陪外婆,拒绝了在北京的中国航天工作,而选择在上海作技校教师……

小孩子哪听得懂这些,这些泛黄的、像是抗日片里的故事,只是给外公的历史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那时我们住在石库门,外公会在厨房里半夜设陷阱打老鼠、会修从收音机到电视机的各种电器、会在阳台上教我嫁接月季花…… 生活里,外公是神一般的存在。

后来,石库门闹拆迁,我们家和外公外婆家陆续搬进了新式小区。在石库门里那些“生活的味道”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和外公的接触也随之减少。那时我才不理会这些,尽顾着感叹新家像“宾馆”、像“皇宫”,像是人类发现新大陆,一眨眼就忘了故土。

外公搬进了虹漕南路上的现代化小区,但进了他家门,还是原来的味道——古朴、干净、整齐——后来我称之为“外公外婆家独特的味道”。那时候的电视机每个频道有固定的号码,外公用双色圆珠笔规规整整地抄下每个号码对应的电视频道,规规整整地把纸裁成一小块,再规规整整地垫在饭桌玻璃的下头。

后来呢,外公似乎变老了,但他的“老”是看不出来的。不管搬到哪里,不管是几几年,外公的头发从来都是黑色的,也从未生过什么病,常常自说自话地承担体力活。一次,外公在楼梯上摔折了腿,竟硬生生地把移位的骨头一天天地掰了回来,连医生都为此感叹不已。

不知是外公的变化,还是我观察的变化。后来我总觉得,外公生命的主旋律是“善良和妥协”。

外公经历过朋友和下属的背叛,却向来都从善良的角度看待每个人。他最怕麻烦别人、也最不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外公骑自行车穿过上师大,即使眼前人群穿梭,也不愿按铃,好像生怕吓到了路上的大学生。“骑车要记得按铃!”,成了他每次临走前我说的话。

那天外公被确诊为胰腺癌,家里一直没有告诉他,患的是绝症,而是摆出一番积极治疗的姿态。直到外公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母亲说,这是“白色的谎言”。

我隐约感觉得到,外公对此非常明白,甚至比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亲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明白这段谎言的结局。

外公最后一次离开家,坐在出租车的后排。我追出来,在车窗外向外公挥手、呼喊,他却目光呆滞地直视前方,没有任何反应。像个冷酷的军人,准备远征。

最后一次见外公,他躺在病床上痛苦挣扎,我握着他冰冷的双手。对此他好像仍旧没有反应,只是继续挣扎,蜷缩着。

母亲说,后来外公走得很安详。

外公在临终前的嘱咐,是把他放在桌上的手机收好,手术后别忘了拿。

我不知道、也搞不明白,外公当时在想些什么,我甚至意识到,自己对他并没有那么了解——外公的生命里存在那么多的矛盾,我却无法理解。好多问题想问,却没了机会。

后来再想想,这或许就是生命本身。《挪威的森林》里写,“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生”本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动态,若在人死后,被下了个确确切切的定义,那大概就是真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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