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际贸易壁垒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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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实施国际贸易壁垒(Trade barriers)?

总体来说,实施国际贸易壁垒的原因主要包括四种:

  1. 收入再分配(Redistribution):用关税来保护工业
  2. 政治收益(Political gains)
  3. 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4. 对于大经济体来说,还有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

一、收入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

理论上,关税和配额往往会伤害小型经济体。然而实际上,许多小型经济体仍在使用关税。 比如,加拿大作为一个小经济体,仍然在使用关税。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圣基茨和尼维斯(人口约5万)的平均关税税率高达12.46%。

为什么这些不太可能影响世界价格的小国家会使用关税?这个问题可以用“收入再分配”这个概念来解释。

我们先来看这两条理论:

  • Stopler-Samuelson定理: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生产中使用最多的生产因素所带来的实际回报率上升。另一个因素的实际回报会下降。
  • 特定因素模型: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增加该行业特定因素的实际回报。 对其他行业中的特定生产因素的实际回报将会下降。

可见,自由贸易损害了对非比较优势产业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关税提高商品价格,进而提升该商品生产因素的回报。当然,这也会导致反对自由贸易的个人游说。

二、政治决策

政治在自由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推动贸易政策和保护水平,这反过来又对总体福利的分配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如何来通过模型验证政治影响呢?

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政治决策的经典模型。假设:

  1. 两位政治家选择政策来最大化他们当选的机会
  2. 公民投票给最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3. 政策空间是一维变量,例如关税税率
  4. 每个公民只有一个理想的关税税率,并将投票给选择最接近其理想税率的政策的政客(单峰值偏好,Single peaked preference)

Downs (1957) 提出中位选民模型:在上述模型中,两位政治家都会选择中间选民(Median voter)所偏好的政策。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

  • 假设您的对手选择的关税税率高于中位数选民的首选关税:如果你选择略低于此的关税,你可以保证当选。
  • 反之,如果您的对手选择的关税低于中位选民的首选关税,你需要选择略高的关税。
  • 如果你的对手恰好选择了中间选民的首选关税,你要是选择了除此之外的任何关税税率,你都会输掉。

三、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那么,这个中位选民模型在现实中真的可行吗?

资本通常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Dutt and Mitra, 2002),因此,中位选民模型意味着政治家应该选择有利于劳动力而不是资本的贸易政策。那么,由于国家劳动力大于资本,按照中位选民模型,国家应该听从劳动力,支持贸易。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几乎总是看到反对自由贸易的贸易政策,这是因为 —— 许多贸易限制只会使少数人受益。

为什么受益的总是少数人呢?这里有个例子:

一个少数派受益的例子:美国制糖业

过去25年来,在美国,糖的平均价格已经是世界糖价的两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糖进口的关税配额。美国总审计局200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1998年糖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为19亿美元,1998年对糖生产商的估计收益约为10亿美元,合计净亏损达到9亿美元!

消费者(即大多数群众)不可能希望保持这种糖业进口关税壁垒。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关税仍然存在呢?

因为,糖价的成本在个人层面非常小,在1998年人均不到7美元。然而,对糖业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却非常大:

  • 17个糖厂为整个制糖行业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利润。
  • 制糖商保持着强大的贸易组织关系。
  • 美国糖业联盟2013年花费近300万美元用于游说费用。

搭便车问题

可见,实际的政策制定涉及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这可能导致政策选择效率低下。

如果把政治活动看做一种公共商品(Public good),就存在“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如果政治活动成本高昂(例如游说),因为任何特定政策的全部利益并未由每个成员完全内化,利益集团中的每个个体都将付出政治努力。对于较大的利益集团来说,由于个人利益很小,则会面临更大的搭便车问题。相反,小型利益集团有更好的动力来提供政治努力,因此更有可能被决策者听到。(Olson, 1965)

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游说模型:

由此可见,较大的利益集团(较大的N)整体上会花费较少的游说努力(B),因为利益集团人数庞大,导致个人利益变小,为了最大化个体自身的期望回报,个体更不愿付出更多的游说努力(B/N)。

反之,类似美国制糖业的少数人而言,因为利益集团人数少,所以个人利益大,每个人则愿意付出更多的游说努力(B/N),让执政者听到自己的意见。

政治游说与贸易自由

Baldwin 和 Magee(2000)调查了竞选捐款是否会影响特定政治家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关贸总协定(GATT)的可能性,他们得出结论:政治商业贡献确实能够强烈地影响政策决定。

四、大经济体下的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的重要性

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政策有足够的市场力量来影响世界价格:以外国出口供应弹性衡量。这包括我们可能认为很小的一些国家,如拉脱维亚的巴拉圭,每个国家的GDP约占世界GDP的1/20%

贸易政策符合贸易条件:实证估计表明,对于该国拥有更大市场支配力的商品,关税往往更高。市场力量对关税设定的影响大约是“政治经济”变量的1.6倍(例如游说)。(Broda, Limao, and Weinstein, 2008)

贸易条件操纵和福利

如果贸易条件考虑因素很重要,单方面设定关税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国家福利可能会对世界福利造成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动机操纵贸易条件,这会伤害其他国家,也可能导致贸易战。与各国合作的结果相比,这可能实际上导致两国的福利降低。

具有大规模开放经济的关税制度可能类似于囚徒困境

贸易条件外部性和贸易机构

由于单方面的政策制定可能导致不理想的结果,这就出现了贸易机构。比如,GATT和WTO拥有解决贸易条件的制度结构。

  • 如 互惠原则:GATT / WTO谈判中接受的规范,其中两个国家的目标是获得“特许权平衡”。(↑进口=↑出口)
  • 对关税进行讨价还价,将特许权平衡作为一种约束,为各国削减关税创造了动力,因为双边关税削减与特许权保持平衡使世界价格保持不变,因此没有贸易条件损失。

贸易机构简史

直到1929年左右开始的大萧条之前,全球出现大规模自由化,许多国家增加了贸易保护,希望保护国内的就业机会。大量的报复性关税随后扼杀了国际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萧条。比如,美国的Smoot-Hawley关税对20,000件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因此受到极大伤害,为了报复,提高了自己的关税。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采取了降低关税的政策,谈判倾向于双边进行。

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出台。目标是为许多国家制定一项大型多边贸易协定。这本应该通过一个名为国际贸易组织(ITO)的机构来完成,但由于政治上的反对,这个机构从未实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组23个国家达成了降低各种关税的临时协议 —— “关贸总协定(GATT)”。从1947年至1986年,各种新一轮关贸总协定协议被搬上了谈判桌。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WTO的结构包括:允许争议解决并建立“规则”、关税削减必须“具有约束力”、以及“不歧视”(不能区别对待国家)。两国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通常是非法的,但WTO允许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s)和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s)

自由贸易区在很大程度上取消所有境内贸易关税,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然而,各国对外关税并不一致。

在关税同盟中,工会内部有自由贸易,所有对外关税都是一致的,例如欧盟(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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